我國幼兒教師數量不足、素質不高、待遇偏低

“二孩”時代，幼師培養需要加速度

對很多80后、90后父母來說，孩子如何托管已成生活中的“痛點”，以至于有人調侃，“入園難，難過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學費”。

家在河北邯鄲的韓婷婷（化名）對此深有體會。在市區上班的她把未滿3歲的兒子放在縣城由婆婆照看，但婆婆的母親近來身體不好需要照顧。韓婷婷準備把兒子送進幼兒園，但縣城里的公立幼兒園只有一所，名額有限，她愁壞了。

在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孫惠玲看來，“幼兒園熱”與“二孩”政策的開放不無關系，加上年輕家長對孩子學前教育日漸重視，對幼兒園的需求也隨之更為迫切。

今年元宵節一過，韓婷婷抱著兒子跑了四五個幼兒園，參觀、考察，終敲定一家民辦幼兒園，雖然對這里中專水平的師資不太滿意，但她看中了幼兒園相對寬松的教學環境，“可以讓孩子玩得開心，但能學到什么，就不知道了。”韓婷婷理想中的幼兒園，是離家近，“老師好是研究生畢業”，采用“蒙臺梭利式”育兒教學方式……“但在我工作的城市還沒找到這樣的幼兒園。”她遺憾地說。

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焱說，現在的年輕家長對幼兒園的期望，不僅僅是“看護”或提供“托幼服務”，而是對孩子進行學前教育，為孩子今后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這就需要一支“高素質善保教的教師隊伍”。

但實際情況并不樂觀。“我們學前教育崗位上的教師50%以上是中職培養的，但絕大部分的中職其實是沒有師資培養條件的。而我們的重點師范大學和重點師范院校培養的學前教育專業教師少之又少，全國6所重點師范院校，每年培養的學前教育教師只有600人左右。”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

此外，生存空間的擠壓也惡化了學前教育的師資狀況。致公黨中央提交的一份提案中指出，“民辦普惠性幼兒園收入全靠收取保教費用，在保教費用受到嚴格控制、園所各項支出得不到政府相應補貼的情形下，民辦普惠性幼兒園投資者勢必壓低辦園成本，增加投資收益，壓縮普惠性幼兒園教師工資收入，且往往無五險一金，教師流動離職率較高。不僅如此，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常常出于控制成本的考慮，壓縮教師培訓開支，使部分教師的專業水平提升較慢”。

西南大學教育政策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預測，2019年學前教育階段將因“全面二孩”政策新增適齡幼兒接近600萬人，2020年將新增1100萬人左右。新增學齡人口在2021年將達到峰值1500萬人左右，預計2021年，幼兒園缺口近11萬所，幼兒教師和保育員缺口超過300萬人。

在劉焱委員看來，我國幼兒教師隊伍的現狀是數量不足、素質不高、待遇偏低，這3個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制約我國學前教育健康發展的瓶頸，它們多年來相互作用，已經成為環環相扣的因果循環鏈。只有打破這個循環鏈，才能建設一支“高素質善保教的教師隊伍”。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學前教育資源供給。教師資源當屬學前教育中寶貴的資源。朱永新委員說：“教育的問題到后就是誰站在講臺前，誰就決定孩子的命運，誰就決定教育品質，所以關鍵的是要提高學前教師的素質。”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辦好一批幼兒師范專科學校和若干所幼兒師范學院，支持師范院校設立學前教育專業，培養熱愛學前教育事業，幼兒為本、才藝兼備、擅長保教的高水平幼兒園教師。創新幼兒園教師培養模式，前移培養起點，大力培養初中畢業起點的五年制專科層次幼兒園教師。

“但培養是個長期的過程，就眼前來看，對幼師的培訓則更為緊迫。”孫惠玲委員認為，“不僅是教師，保安、廚師、保育員等所有與孩子接觸的人都應進行培訓，包括學生的食品安全、應急救護等。”目前，天津市已開始進行幼師全員全覆蓋的培訓，2017年參與培訓的達5000人次，“未來培訓將會覆蓋更多人”。

劉焱委員則建議切實提高幼兒教師待遇，希望教育部等部門出臺文件禁止采取安排公益崗、勞務派遣和臨時聘用等方式來補充幼兒園教師。“當前公辦幼兒園應盡快制訂出臺公辦幼兒園教職工編制標準，在沒有編制的情況下，政府應當以‘同工同酬’為原則，按照在編教師的待遇，采取‘購買崗位’的辦法來補充教師。同時，把民辦幼兒園教師待遇納入政府監管范圍。”

但朱永新委員認為，“完全靠政府的教育督導是不夠的，應當建立教育督導和行業管理并重這樣一個機制，總不可能大家時時刻刻盯著監控攝像頭。”他說，學前教育行業應進行自主管理，制定行業標準并對學前教育機構進行評估，以促進學前教育的健康發展。